亿百体育app官方网站下载企业节能减排亟待哪些政策支持？节能减排已与企业结伴而行。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很多企业的环境意识在不断增强。但成本压力、技术困境等因素让很多有改造意愿的企业畏于减排，不敢“减”或者无力“减”。
节能减排已与企业结伴而行。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很多企业的环境意识在不断增强。但成本压力、技术困境等因素让很多有改造意愿的企业畏于减排，不敢“减”或者无力“减”。企业希望政府能给予政策上的扶持，能让他们得到更多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换句话说，在推动节能减排的工作中，“胡萝卜”要与“大棒”并举。
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涉及税收优惠、专项资金补贴、贴息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的环保设施建设与改造。但在执行中，有些政策还需要完善；企业也希望政府能在更大范围给予节能减排支持。
1984年，有关部门曾联合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了筹集环境保护资金的8条渠道，包括基本建设项目“三同时”环境保护资金、更新改造资金、城市维护费等方面。经过近30年的发展，这些措施已经不能满足节能减排改造的需求。在新形势下，如何疏通企业治污资金筹措渠道和机制？
“十二五”开局之年，本报记者走访相关企业和专家，推出深度分析稿件，以反应企业的真实想法和诉求，希望能对相关政策的制定起到参考作用。
“我国钢铁行业已经步入寒冬期，整个行业面临着亏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但节能减排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要认真履行。所以，企业面临很大的压力。”首钢总公司环保产业事业部部长姜林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实际钢铁产能达到7.3亿吨，但市场需求仅为5.5亿吨左右，产能过剩成为制约钢铁行业发展的瓶颈。
由于铁矿石等上游资源价格上涨，运费上涨，环保压力增大，使得下游钢铁冶炼企业的成本上升。而因为供给过剩、钢材价格倒挂，下游冶炼企业又无法将这种成本转移出去。
姜林介绍说:“目前，钢铁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最大的压力是综合能耗指标，对于615千克标煤/吨钢的综合能耗标准，虽然首钢总体能够满足要求，但国内很大一部分企业还不能达到。”
钢铁工业的节能降耗体现在整个工艺流程中。为此，首钢日前组织专家对下属各钢铁企业进行深度调研，找出160多个节能潜力大的项目，其中一些项目的改造已经启动。在姜林看来，节能减排的压力不是短期的，是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面对的问题，更需要政府给予相关扶持。
今年，亏损面高达58.2％的火电企业需要启动脱硝工作。而今年年初，《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次修订意见稿)正式公布，不仅标准更为严格，甚至有人称之为“世界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而且时间表也被提前。在亏损的状态下，如何完成环保改造并保证达标排放，成为火电厂面临的现实问题。
作为先行者，已经提前完成脱硝改造的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等企业，正期待相关部门能尽早出台脱硝电价等政策，以缓解成本压力。
有关专家表示，要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推进火电厂的氮氧化物控制工作，要使脱硝的环境保护成本传导到电价中去，使电力成本真正体现资源和环境成本。同时，他们还建议，对一时不能实现国产化的设备要有免税或减税措施，通过国家环保专项资金或中央预算内资金对现役电厂建设烟气脱硝装置进行补助。
山东亚太森博浆纸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木浆生产企业，其环保投资高达36.3亿元，创国内单个浆纸工厂环保投资之最。黑液回收发电、水循环使用等系统相继应用，亚太森博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造纸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潜力。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主要在生物质能源发电方面可享受部分补贴，企业废水达标排放后可返还一定的排污费。“这些政策某种程度上调动了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但这些政策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在欧美发达国家，对浆纸行业燃烧黑液发电、加强生物质能源利用等方面都会予以资金、政策扶持，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认为，面对“十二五”的节能减排工作，“两高一资”行业自然是压力最大的，因为这类行业明显存在结构问题突出、上下游脱节、粗放式发展、污染问题严重、行业集中度低、规模分散等问题。比如，火电行业、资源性行业、冶金行业等，其问题主要表现在节能减排成本高、难度大，资金受限等方面，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困境更加突出。
“环境经济政策主要起到杠杆的作用，但要选准支点，才能确实发挥作用。”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环境经济政策要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可能造成“蛋糕摆在那儿但企业吃不上”的情况。
为了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各级政府部门一方面通过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规范企业行为，另一方面也出台了一些鼓励性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来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环保节能设备的普及和应用。但专家表示，一部分政策在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有一些政策在执行中并不是很有效。
比如，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34条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为此，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相关优惠目录。企业凡购置并实际使用目录中的相应设备，就可享受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但由于目录更新不及时等原因，如果企业购买并使用的环保设备不在目录中，就无法享受这一优惠政策。
在采访中，姜林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有时候，国家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但地方配套的操作性细则没有及时出台，也会影响企业享受这些优惠。尤其是在税收方面，涉及所得税减免、增值税返还等，地方可操作性的细则出台不够及时。”
在这方面，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为推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推行，发展节能服务产业，国家去年拿出20亿元财政补贴，奖励年节能量100吨标准煤以上、1万吨标准煤以下的项目。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中央财政奖励240元/吨标准煤，地方配套奖励资金不低于60元/吨标准煤。据此，各地陆续出台了配套政策，根据自身经济实力等情况确定了地方奖励标准，比如北京为240元/吨标准煤、上海为260元/吨标准煤，有力地促进了这一产业的发展。
“环保部门必须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符合财政税收等部门工作需要的名录，才能确保相关优惠政策的运行；否则，这些部门在是否给予优惠的认定上就会面临很多困难。这就可能造成，虽然有优惠政策，但企业享受不到的情况”。如果认定工作都要借助外力进行，无疑会增加政策的执行成本。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相比税收优惠，贴息政策执行会容易一些。这一政策主要是财政部门拿出资金，针对具体项目的给予贴息。但具体哪些项目可以享受这样的贴息政策，同样需要环保部门进行判定，或者列出目录。
“现在，有关鼓励性、优惠性政策的前置性差，导致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引导作用。在污染物处理、土壤修复等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开展的工作，我们也正在等待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姜林说。
侯宇轩认为，企业在落实节能减排方面急需获得的政策支持包括几个方面:财政方面包括融资、方面的政策优惠，设备购买以及安装的补贴、税收优惠，后续清洁产物输出的补贴等；技术方面，需要政府大力推广新兴技术以及提供研发平台，降低研发风险；市场方面，需要政府进行示范推广以保护低耗能企业的市场份额。
加大资金投入，推进节能减排技术进步，也是发达国家实现节能减排比较成功的途径之一。以英国为例，成立了碳基金和减排基金，碳基金主要面对中小企业用于咨询节能技术和购买节能设备，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减排既定目标；减排基金则主要是为英国各类企业实行有效减排技术的推广、企业环保项目的实验和减排项目的实行服务。
据介绍，国内目前每年有十几万项专利技术在申报，但真正转化成生产力的技术所占比例不到30％。“要减少这种技术损失，就要加大社会服务中间环节的建设亿百体育app官方网站下载。我们正在与北京市有关部门联系，希望能够参与到中间服务功能建设中去，搭建技术与应用交流的平台。”姜林强调，这样的中间服务不是简单地做一个牵线搭桥的“媒人”，而要充分了解技术和用户，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促进技术转化成生产力。
用姜林的话说，国内从事节能服务业的企业多是“零打碎敲”，规模小、实力弱，这也是造成自有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同时，国内企业对于外来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他举例说，我们通常花3块钱买来的技术，只花1块钱进行开发应用；而日本这样的国家花1块钱买来的技术，可能会花3块钱进行研究改进，从而形成自有技术。如何完善现有的技术研发机制，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再投入，是相关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技术研发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如果仅靠企业自身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先进技术的研发是要靠专业人才来实施的，可真正在第一线搞节能减排的领军人才又很少，这样的人才、专家大多集中在科研院所。对此，姜林提出了一个类似“大学生当村官”的模式，也就是由相关部门出台措施，有计划地把集中在科研院所中的专家配套到企业中去，通过双重管理、双重薪酬等方法，实现人才的双轨使用，同时也促进科研成果更快地转化。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常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工业污染治理项目的经济性看，这类项目具有短期投资额较大、无法产生现金流等经济特征，这决定了工业污染治理项目需要成本低、期限长的资金。企业是我国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主体，其主要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和银行。为了鼓励企业开展污染治理工作，政府也通过财政性补贴(包括排污费补助和其他补助)的方式参与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具体来说，财政补贴主要通过直接投入、贴息等方式开展。如何将财政补贴资金和商业银行这两种类型的资金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提供大量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是解决十二五时期工业污染治理投融资难的一个思路。”
常杪认为，因为节能减排项目涉及资金量比较大，造成企业较大的投资压力，所以信贷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然而，银行在这方面的更多向节能、新能源等项目倾斜，因为这些项目有比较清晰的收益保障，而工业企业的废水处理、脱硫脱硝等减排项目因为很难产生经济效益，获得支持的力度会比较弱，中小企业减排项目的就更为困难。
“良好的意愿和社会公益性也不可能绕过金融风险这个障碍，否则节能减排的目标还未能完全实现之时，又出现了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得不偿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梁猛表示。
2010年4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在规划、投资、产业、价格、信贷等方面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常杪表示，在环保方面出台类似的政策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银行不愿意对减排项目进行，资金到不了治污领域，也就不能解决污染问题。“当然政策要具有可操作性，只有美好的愿景是不够的，需要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考虑具体的支持节能减排的信贷机制。”常杪说。
梁猛认为，要利用金融工具和金融系统来推进节能减排，就必须要和商业银行的经营性质相结合，使商业银行彻底了解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及相应的控制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支持节能减排的金融工具，以及相应具有可操作性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设计。他还建议创新使用国家节能减排资金，将财政投入资金转变为银行坏账准备金，也就是说，如果金融机构出现这类项目的坏账，的一部分可以由坏账准备金进行弥补。
从自身研究出发，常杪认为我国在现阶段可以借鉴日本、德国的经验，通过建立有效的资金机制顺利渡过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高峰期，这其中，政策性优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投入到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政策性资金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政府财政直接补贴(类似于我国的政府财政拨款)和政策性优惠。其中，政府财政直接补贴比例很小；政策性优惠在上世纪70年代对日本各类企业的污染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投资额所占比例达到了整个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1/4，很大程度上分担了企业自身的投资压力。
据常杪介绍，日本工业污染治理的高峰是在1975年前后。日本开发银行作为面向大企业提供低息的金融机构，自1965年开始向污染企业提供低息，利率比商业银行低1个百分点，额可以达到项目总投资的50％。
据统计，1974年~1976年，日本开发银行提供的与工业污染治理相关的融资额超过日本开发银行年度融资总额的25％。在上世纪70年代，为大企业工业污染治理提供融资服务是日本开发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而当时的日本公害防止事业团提供负责面向中小企业提供优惠，同时在建设工业园区集中处理处置设施等业务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常杪承认，这样一套机制的运作难度也很大。首先要有运作财政投融资的经验确保资金来源，其次要建立专门的运作机构和机制。当时，公害防止事业团主要负责向日本中小企业发放。这个机构不仅具有融资职能，其大部分人员具备环保专业知识，都要参与到污染治理咨询与环保工程设计等工作中，专业性很强。再次，这一系统对于污染防治规划、项目管理的精度要求都很高，过去粗放型的管理不能满足需要。“这要求项目管理、金融与环境技术与工程相结合，工作人员对项目评审、评估、后评估等整个流程都要熟悉。这不是一般的银行信贷员能够做到的，需要一支专业的队伍。”常杪说。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要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必须充分发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的作用。过多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就会出现排污企业会与政府部门博弈或者逃避责任的情况。
运用法律手段，一方面要维护企业的合法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要建立损害赔偿机制，让企业的污染行为受到严厉处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绿色信贷、税收优惠等政策，则是将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环境行为挂钩，动员社会力量来监督企业环境行为。“这同样要求环保部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监测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信息公开程度，为经济和法律手段发挥作用提供前提。”专家告诉记者。
